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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6年6月19日開始,北京市工商部門暫停為登記地址為民用住宅的企業辦照。據了解,工商部門為此類登記不予辦照的理由是“住所使用用途為‘住宅’,不具備從事經營活動的條件”。但明眼人一看便知,這個理由是站不住腳的。春江水暖鴨先知,經營活動需要什么樣的條件,沒有誰比企業自己更清楚。很多中小企業,比如技術開發、文化產業等等,可能就那么幾個人,幾張辦公桌、幾臺電腦、幾部電話就足夠了。甚至有很多公司即是住家、住家即是公司的情況。當年,惠普、蘋果等跨國巨頭們都是在車庫開始創業的,而聯想集團則是創業于一處租來的傳達室中。
有關部門明顯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為了配合房地產“國六條”打壓房價。事實上,眾所周知,房價高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壟斷,當前的房價已到了“買房不如租房”的地步,通過進一步蕭條租賃市場能否達到打壓房價的目的,本人持懷疑態度。但由此導致的公民創業空間進一步被窒息,卻值得國人高度警惕。
民宅商用在某種程度上為低成本運作、特別是初創型的企業提供了空間,提高了經濟活力。據報道,今年前3個月,在朝陽區注冊的公司有60%以上的辦公地點設在居民樓。一葉知秋,全國的情況又如何呢?將公司開在民宅是中小企業降低成本的重要手段,這種低成本對他們來說生死攸關。一旦這條路被堵死,等待他們的命運有二:一是被迫花更高的租金去租用寫字樓、商用房,過高的成本可能會導致這些中小企業大量關閉;另一種是黑戶化生存,自然會嚴重影響中小企業的展業和發展壯大。
當前,中國已經面臨巨大的就業壓力.之所以會這樣,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中國的創業環境惡劣,中小企業不夠發達。2004年全國經濟普查數據顯示,中國企業數量只有325萬個,每千人僅有2.5個企業。而在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每千人口擁有企業的數量為45—55個。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的研究表明,中國大陸的中小企業有逐年衰減之勢。1999年—2004年在工商局登記的個體工商戶減少了770萬戶,平均年減少128萬戶。國家工商總局日前公布,2005年內資企業為350萬家,比上年減少了30.1萬家。
中小企業不發達甚至逐年衰減,關鍵在于創業的成本過高,不僅僅體現為一些部門的亂收費、亂罰款等高額的行政管理成本,體現為大量行業壟斷下中小企業生存艱難。即使在如此嚴峻的生存環境下,有關部門還步步緊逼,很多中小企業和個體經營者一開始就被高額的準入門檻扼殺在搖籃狀態,不批準在民宅里開公司只是最新的一例,更為普遍、更為大量的例子是各地城市管理部門對城市街頭流動攤販的“趕盡殺絕”。近幾年來,各地城管幾乎成了街頭暴力的代名詞,采用種種暴力手段驅趕街頭攤販成為他們執法的基本手段,乃至于屢屢鬧出城管暴打攤販或者攤販殺死城管之類光天化日之下的血案。合肥市公開提出創建“無攤城市”,市區只設78個西瓜銷售點,平均8平方公里、2萬人口才擁有一個臨時瓜果攤點;北京不允許露天攤點夜里12時以后經營;鄭州市搞株連法,對進城的農用瓜車,執法部門每查處一輛,就罰農民所在縣政府10元,同時銷售點所在區、瓜車來源地的鄉鎮政府及進城經由的區政府也要接受處罰。等等。
必須看到,創造寬松的創業環境、促進就業不僅僅是一個權宜之計,而是一個國家市場繁榮、經濟發達的基本保證。一個國家,其經濟越發達,在企業中就業的勞動力就越多,發達國家中90%左右的勞動力在企業中就業。反之,每千人口企業數量越少,就業就越困難,失業人口就越多,兩極分化就越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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