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農村社區的經濟合作組織不在生產經營領域，而應在流通服務領域
現在，中央電視臺乃至一些媒體的報道，還在宣傳搞養雞、養豬合作社，在生產經營領域搞農村經濟合作組織，比如集合農民的錢去販賣化肥、農藥。我的體會是，在生產經營領域，沒有合作可言，或者說合作的可能性非常小。
我是河北省的養雞狀元，我作為一個個體戶，養雞能養到30萬只，一個合作社能養到多少？在生產領域，一個合作組織來種地、養雞、養豬，遠遠不如一個農場主、一個個體戶搞得好，搞得大。在經營領域，農村經濟合作組織如果要搞經銷，要盈利，這種合作的可能性也很小。經營領域的合作組織應該是以為農民服務為目的的非盈利性組織，應搞代銷而不是經銷。如果搞成以盈利為目的的組織，去從事生產、加工、流通，比如營運等這些賺錢的行業，這種合作行為就遠遠不如企業行為。這里面的教訓非常多，從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到供銷社、信用社，失敗的例子太多了。這是違背社會規律乃至歷史潮流的。
國外合作組織以在流通服務領域的合作為主，我們的供銷社卻是壟斷收購農民的東西，再高價賣出去。他在搞經營，在經銷，在壟斷，他不會去搞代銷，所以供銷社、合作社從來都不是農民的服務組織。農村信用社、合作社，實際上是國家金融從農村吸取資金的渠道，有虹吸效應，起的是抽水機的作用，怎么可能是農民的金融組織？雖然我們叫這些組織是“農村信用合作社”、“農村供銷合作社”、“人民公社”，要看透它的真實作用是很有意思的。
為什么我說合作只能在流通服務領域，只能屬于第二、三產業，尤其是第三產業呢？我在講，現代社會是生產容易消費難。應該是1個農民種地，99個農民為他服務。中國16億畝耕地，13億人口，人均土地1.5畝，100個農民就是150畝，現在一個農民種150畝土地是非常輕松的，已經完全可以達到1個農民種地，99個農民為他服務的狀態。99個人怎么為這一個人服務？那就是分散到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中去。
按照現代社會財富的分配，從發達國家來看，第一產業只占國民生產總值的5％，加工業占15％，第三產業占80％，也就是說80％的財富在教育、金融、醫療等領域。而占人口總數80％的中國農民只能在5％的財富里打轉，不可能富起來。現在70％的農村還在搞什么產業化、農業的生產加工，20％～30％的農村有企業行為就不錯了，事實上連10％都到不了。所以合作應該在流通服務領域，這是產生大錢的地方，是農民能富起來的地方。
二、農民合作組織的性質，就是入也自愿，退也自由的共有制組織
為什么我們以前的三社搞不好？因為我們搞成公有制了。我們來重新解讀一下馬克思主義，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有四個內涵：共產、共有、共享、共和。共產就是共同生產；共有就是共同擁有，也即有差別地擁有；共享就是共同享受生活資料即勞動成果；共和相對于專制而言，有自由的內涵。任何社會的常態，既不是公有制，也不是私有制，而是共有制。
以三個人開公司為例，你出20％的股份，我出30％，他出50％，這個企業就既不是公有也不是私有，而是共有的；就像在一個家庭里，盡管都是親人，那財產也不是公有、等份的，長子占有的財產可能要多于次子，女兒嫁出去以后財產很少，我們只能說“共有”一個家庭，不能說“公有”一個家庭。引申開來，通過解剖一個家庭的形態就能看出一個社會的常態，家庭是共有的，整個社會也是共有的。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是共有制組織形態的起源。比如在大午集團，我們就是共有一個大午集團，不要說大午集團全是我個人的，這沒有任何意義，關鍵是看大家是不是在共同合作生產，是不是共同擁有這塊土地、共同享受勞動成果，大家的精神生活是不是在一種共和狀態下，也就是說，是不是讓喜鵲叫，也讓麻雀叫、烏鴉叫，是不是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
沒有個體的獨立和自由，沒有各個主體明晰的責任和權利，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合作組織，合作不是消滅個體搞融合，而是獨立個體的聯合。既然合作制就是共有制，合作組織就應該是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
三、農村的經濟合作組織需要生存、發展的空間
農民需要合作組織，對此大家肯定沒有異議，能夠達成共識。因為我們的國家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以家庭為主體的這么一種社會狀態。在這種分散的情況下，農民非常需要組織起來，需要一些自己為自己服務的合作組織，可是我們的組織生長不起來。這是為什么？不是農民不需要，不是農民自己組織不起來，好像我們的領導、我們的政府以為農民不會組織起來，實質上是合作組織根本沒有生存的空間。
比如，我在保定擔任了10年的禽蛋產業聯合會會長，也就是養雞協會會長。這期間，我聯合了各地區的很多養殖戶，可是這么大一個養雞協會，搞防疫，沒有權利，進疫苗，也沒有權利，因為我們各地的畜牧部門已經把這些經營領域分割了，養雞協會沒有權利進入經營領域。我們縣養雞不收稅，鄰縣一只雞一個月就要收兩毛錢，一年就是兩塊。一只雞一年的純利潤是10塊，企業要交33％的企業所得稅、個體戶要交20％的個人所得稅，養雞協會能解決這個問題嗎？解決不了。我們的合作組織沒有權利也就沒有空間。
我們當地有一家企業辦了兩個養雞場，我們告訴他一定要按禽流感防疫，畜牧局卻對他說不可能有禽流感，按雞瘟防疫就行。他們一個雞場打了我們提供的禽流感疫苗，一個雞場按雞瘟防，結果按雞瘟防的雞場很快倒閉了。我們的協會有技術人員，本身就是個技術合作組織，可是這種專業的合作組織尚且受這么大的制約，社區的合作組織更受制約。
比如我們需要的農村金融的合作服務、教育的合作服務、醫療的合作服務，都搞不成。所以農村的問題，還是八個大檐帽管一個破草帽。
我有一個食品公司，需要用水。一口水井的水要經過哪幾個部門的檢查呢？環保局要來查，他抽了水化驗合格后，收費走人；環保局走了，水務局來，化驗合格，收費走人；水務局走了，技術監督局來查，技術監督局走了，食品衛生局來查……同是一個水井的水，同到一個地方去化驗，政府的化驗單各部門互不認可。因為環保局執行的是《環保法》，技術監督局執行的是《技術監督法》，水務局有《水務法》，食品衛生局有《食品衛生法》，他們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這樣每個部門一年少則檢查兩次，大多是每季度查一次，一年查四次，每次收費1200元～6000元不等，這是帳面上的費用，私下里的交易成本遠遠高于這些。因為每一次，你如果不去勾兌，也合格不了。
四、建議出臺“鄉村創業促進法”或“臨時鄉村法”
這個法的目的是把八個大檐帽擋在城市里，擋在鄉村外，放開、搞活農村。應該說，中央“多予、少取、放活”的六字方針是很好的，“少取”已經不取了，“多予”正在大張旗鼓地做，但是充其量能做到什么程度？下一步的重點和難點還是“放活”。放開農村，農村才能活起來。
前年，我們的支農資金是2626個億，去年2900多億，今年大概是3387億吧。也就是說，雖然這個數字每年都在遞增，也就是10％的遞增率，我們的國民經濟總值是每年按11％遞增，對比來看，支農資金并沒有增長多少。何況這些錢，大部分要支付支農干部們的工資，甚至大江大河的治理費用，也要從這里面出，真要落實到農民身上，可以說是杯水車薪。真正建設新農村，需要10萬個億，遠遠不如給農民以空間，讓農民自己創造財富。
讓農民自己富起來，讓農村自己活起來，是惠而不費、勞而無怨的事。就像國家78年只是給了農民一個政策，再也不“抓革命、促生產”，不讓農民學大寨了，只讓農民自己去種地。農民自己會種地，也一定會自己組織起來。農村不缺資金、不缺土地，也不缺人才，就是沒有自己的創業空間，所以活不起來。
80年代，我們還有很多鄉鎮企業在農村，自從有了開發區，從深圳開始到全國各地，縣級以上都開始搞開發區，鄉鎮企業紛紛搬到開發區去了。因為在農村搞企業既沒有合法的土地，也不能抵押貸款，沒有創業的空間，而開發區能把八個大檐帽擋在外邊，吸引了很多鄉鎮企業。最后農村的企業越來越少，沒有了企業，土地、資金和人才就全流走了。開發區紅紅火火，城市也繁榮昌盛，農村又開始窮了。
80年代的農村還有鄉鎮企業，三農問題并沒有形成。到了90年代，《金融法》、《土地法》等各個部門法紛紛出臺，煙草專賣、籽種專賣、生豬屠宰專營等，林林總總的部門法把農村緊緊捆住，形成了“農村就住農民，農民就是種地的，除了種地什么也干不了”的社會格局，導致了三農問題的形成。到農村辦個學校，投資者就是一分錢不收，純粹是做好事也辦不下來。因為有關部門認為投資者是不會對孩子負責的，他們要親自為孩子負責，你建的房子通不過他們的驗收你就辦不成學校。
依此類推，如果不把這些部門法擋在外面，在農村很難干成什么事。所以，為落實中央的各種惠農政策，為下一步深化改革確定共識，我建議國家出臺一個“鄉村創業促進法”或“臨時鄉村法”，把八個大檐帽擋在外面，給農民一個勞動創業的空間，讓農民靠自己的力量富起來，這對國家穩定發展的大局只有好處。
|
